证券时报5月10日刊发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章玉贵撰写的文章指出，最近，中国无论是决策层还是有关市场主体，都深感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的确，作为大国重器，核心技术向来是国家安全的基石，甚至向来被视为全球分工最顶层符号的金融，其内在支撑要素也是技术。众所周知，21世纪的金融，绝不仅仅表现为银行、证券、保险、债券和货币的体系化存在，是对一国科技、产出、创意以及国际协调力与领导力的全面萃取。换句话说，现代金融是基于强大制造业、全球贸易高边疆和资本的资产定价权的有效整合。至于超级大国动辄使用的武力，则是蕴含着对高科技领先优势的长期把持。

　　毋庸置疑，不断成长的中国企业已是西方跨国公司及其母国眼里的高价值战略目标。1980年，当中国的GDP只有3015亿美元时，中国尚无一家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欧美同行根本没有把中国企业视为竞争威胁。当年排名前六的经济体分别为美国、日本、苏联、联邦德国、法国、英国，经济总量分别为2.86万亿美元、1.08万亿美元、0.94万亿美元、0.91万元美元、0.69万亿美元以及0.54万亿美元。相应的，统领国际市场的主要是以通用汽车、波音、通用电气、三菱、丰田、索尼、戴姆勒-奔驰、大众、西门子、安盛、雷诺、英荷皇家壳牌、汇丰等为代表的西方跨国公司。苏联尽管经济规模排名世界第三，但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主要依靠重工业支撑国家经济发展，而发生在1987年的“东芝事件”，在折射出日本企业拥有世界领先技术的同时，亦反映出由于巴黎统筹委员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技术禁运与贸易限制，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要获取外部技术的困难。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得益于对外开放、全球制造业结构转移、丰富的人力资源以及广阔的市场空间，中国经济发展获得了三大红利——“入世”红利、全球制造业转移红利以及人口红利，中国经济规模连续上台阶。2010年中国正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到了2017年，中国经济规模高达12.3万亿美元，差不多相当于日、德、英、法四国的总和，相当于美国经济总量的64%。相应的，中国入选全球500强的企业也从2000年的6家增加到2017年的115家，美国入选企业仍然最多，达到132家，日本入选500强企业的数量则从十年前的世界第二下降到第三，2017年只有51家企业上榜。表面来看，中国在上榜公司数量上远远超越排在第三位的日本，但是日本上榜的企业，除了金融业，绝大多数是来自电子、通信行业公司和汽车制造业等具有创新能力的优势行业；中国主要以金融、能源、采矿、房地产和建筑企业为主，真正具有领先优势的上榜科技企业很少。

　　有人比喻，今天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1985年日本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有某种相似性。1985年，日本经济总量大约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二，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大约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二，各自有一批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这种简单意义上的对比尽管有一定的历史参照价值，不过，作为发达国家阵营的日本，尽管曾受到超级大国美国在金融、贸易领域的压制，但日本雄厚的经济与技术实力确保了其在30余年后的今天仍具有一流国际竞争力。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中国尽管作为全球仅有的两个经济总量超过10万亿美元的国家之一，但去年超过12万亿美元的经济产出中，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部分，大概有3.5万亿美元。也就是说，这3.5万亿美元的经济产出是中国真正可以和美欧日本抗衡的重要资本。其产出来源，主要依靠中石化、中石油、中船重工、中车等央企以及华为等民企的群体性贡献。

　　而就支撑国家竞争优势的核心要素而言，基于技术和品牌优势而达到全球资源优化配置的控制力水平，是衡量中国企业能否获得全球分工优势的重要标尺。笔者早在几年前即做过对比，在衡量一国实体产业竞争力的高端制造业方面，中国尽管自2009年以来，高端装备制造业产值位居世界第一，但与高端制造业的真正龙头老大美国相比，中国的整体竞争力水平还不在一个量级上。美国高端制造业“血统”相当纯粹，无论是技术、知识产权还是品牌等，几乎清一色为美国制式，而中国高端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尽管最近几年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突破，但仍存在自主创新的技术供给率不高，核心技术和核心关键部件受制于人，产品可靠性低，产业链高端缺位的情况。另一方面，美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一直依托其全球领先的研发基础、金融服务以及丰富的新技术产业化经验支撑，而这方面恰恰是中国的软肋。